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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

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团结大学录取看护书，是在1944年，正值16周岁。

他身世书香门第，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。“其时想的是，等仗打完之后，就能去成立国家了。”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，潘际銮笑着说。阳光隔着窗，洒在他身前的茶几上。

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。作为西南联大败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，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所追念西南联大。

中科院院士、西南联大败京校友会现任会长潘际銮

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。土壤板筑成的围墙里，是120亩的校园，由梁思成、林徽因配偶打算。校门并不大，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，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。讲堂的屋顶是铁皮的，宿舍的屋顶是草棚，夏天漏雨，冬天灌风。幸好昆明的天气好，不会冻着人。

战争年月，一间宿舍里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，住满40个弟子，没有多余的处所摆书桌。宿舍里没有灯，天一擦黑，就看不见书了。

“窗户就这么大。”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，“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，半透明的，如今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。”

“其时候，我们这些弟子，总爱唱三首歌。”当着记者的面儿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《松花江上》的第一句。“每个人都在想，总有一天要打回去。”

第二首是《结业歌》，田汉作词，聂耳作曲。歌词的第一句就是，“同砚们，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全国的兴亡”。

第三首，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《国立西南团结大学进行曲》，填的是一阙《满江红》。

潘际銮逐渐陷入追念，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：“待驱除仇寇，复神京，还燕碣。”念着念着，他又微笑起来，眼睛里像是闪着光，“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，很是悲壮的。歌词里的这些愿望，最后都实现了。”

　　三校南行

这首校歌，唱了8年零11个月，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时代，中华民族常识分子的血与泪。

唱过这首校歌的先生和学子傍边，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“两院”院士，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，5人获得科学前进奖。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，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。

“那个时间，国家都快要亡了，我们念书的时间，何处会想着就业、获利啊这些事，都是想着学好了，怎么才气救国。”潘际銮说。

西南联大部门教师合影 资料图片

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间，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办人之一吴宓教授，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。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，戴着圆框眼镜，手无寸铁，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，与同僚相约，一同巡逻护校。

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间，“七七事故”之后，遭到日军持续数日的飞机轰炸，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。

其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，亲眼看着“挂着日本旗帜”的飞机，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，将炸弹丢下来。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到场了淞沪会战，之后又去了昆明，担当在西南联大就读。

这些故事，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傍边。

张曼菱出生在昆明，打小就听着父亲陈诉西南联大的人和事。1978年恢复高考，她考入了北京大学。20年后她回到云南，最先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。2007年，《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》光盘建造完成，时长近900分钟。她把这项工作称作“接济性工作”。

“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，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，都要穿戴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。”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，“后来有人劝阻他，说如今学校对国际开放了，也有日本弟子，这样做不合适。可是，记着曾经遭受的魔难，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？”

说到这里，张曼菱的容貌形状有些忿忿不服。

2015年5月12日，部门西南联大老校友到场大型专题文献《我的西南联大》首发式

1999年，她第一次见到昔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。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，尚未结业就自愿报名参军，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。也正是因为从军，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结业证书。

据梅祖彦追念，其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，是空军的航行员，在淞沪会战中牺牲。

1938年4月，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三校，持续从北和蔼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，组成国立西南团结大学，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“辞却了五朝宫阙”所形容的那样。

其时，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脱离，路上碰见书生臧克家。

“你那些书怎么办呢？”臧克家问他。

“大片大片河山都丢掉了，几本书算什么。”闻一多回复。

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脱离北平的，临走时他写了首诗，“鸟雀南飞群未散，河山北顾泪常俱”。那一天，北平困绕在浓雾傍边，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。

1938年8月，西南联大多位教授在昆明合影，左起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岱孙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吴有训。

南迁的三校师生，在长沙暂时停驻，最终落脚在昆明。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团结成了一个，而3位校长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，成为这所团结大学的准备委员会委员，也就是后来的联大“三常委”。

“其时，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青的，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。在‘七七事故’之前，日军还在北平城外，他就早早最先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。后来，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，是三校傍边保存最多的。”张曼菱说。

起初，3位校长轮替继承常务委员会主席，任期1年。但因为蒋梦麟、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，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施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团结大学的校务，成为现实上的校长。

这所出格历史前提下创建的团结大学，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，但用潘际銮的话说，它具备的师资前提，与弟子的成材率，却是空前绝后的，“无法复制”。

　　百年陈酒

昆明这座西南方陲安静的山城中，蓦地迎来了一大群“有大学问”的人。这些人是其时最具庆幸的大学者，其中许多位，“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”。

其时候，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，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。“梅贻琦就不是什么‘官’，但不会有人不恭敬他。”潘际銮说。

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，“闻一多讲诗，刘文典讲《红楼梦》，吴晗讲形势”，直讲得“台上失声痛哭，台下群情激奋”。

“九叶”诗派中唯一的女性书生郑敏，1943年结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。在她的眼中，西南联大的先生，都像是“几百年的陈酒”。

其时，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，只须要期末写论文。课程都是“启发式”的，没有课本，但先生“自己就像一本本教科书”。

“我接触的先生，什么时间见到他，你都觉得他是在思索标题。他的保存跟思索完全连在一路，并不单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，而是什么时间都是这个样子。”郑敏在继承张曼菱的采访时追念说。

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先生们都是带着自己“平生研究的标题”站在讲台上授课的。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，讲的是康德。这位教授站在台上，一边抽着烟斗，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索的过程抛给弟子。包含他自己正在猜忌的、不确定的，都讲出来，让弟子跟着他一路思索，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尺度的谜底或考试大纲。

“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，如今大学已经丢失了。”张曼菱在《西南联大行思录》中写道。

部门西南联大老校友到场《我的西南联大》首发式

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。一座袖珍的小楼里，这位数学各人，就坐在一间加倍袖珍的书房中。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，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，摄制组的机器以致无法进入房间。

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，但陈省身说，“够用了”。1938年，他在西南联大教学微分几多，战时动荡的情况，和逼仄的过夜情况，让他养成了习惯，在任何时间都保持思索。

“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他迩来正在研究的数学标题。他没事儿就会看看，这就是他的保存。”张曼菱对记者说。

1939年秋，张伯苓赴昆明西南联大时与在校南开大学师生人员（部门）合影

在昆明时代，陈省身与华罗庚、王信中一路，三人同住一间屋子。三位教授其时都是大名鼎鼎，早上没起床，就躺在各自的床上，彼此开开玩笑，聊聊天，就像如今“同宿舍的男生”一样。

当大半个中国陷落时，许多才气横溢的学者会萃在西南联大，教书育人。许多原来是带硕士以致博士的教授，限于大势，都教起了本科生。

著名寒暄家、书法家叶公超以前赴美留学。他在西南联大继承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间，弟子第一次见他，都有些诧异。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，反而穿戴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，垂着袖子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捏着个本子，“摇头晃脑地”就进了讲堂。弟子一看，都问，“这就是叶公超啊？”

他手里拿着的，是个英文的剧本。从第一排最先，他让弟子挨个儿站起来，读一句台词。每个同砚读完了，叶公超就随后一指，“你坐在这里”，“你坐到何处去”。

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，逐渐分成了几拨儿。弟子看着他，都有些不明所以。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，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，“你们是江苏人”，“你们是河北的”，“你是天津人”。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弟子之外，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，他全都听出来了。

弟子一下子都服了。

此后的课上，他一个一个地矫正弟子的发音标题。期末考试，他仍然是把弟子一个个叫进办公室，让他们读一段文字。

吴宓 资料图片

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，翻译家吴宓，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尺度了。

但吴宓尚有让弟子震慑之处。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，课上讲起什么诗词，从不用看书，每一京城是就地背出来的。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，会用统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。古英语的诗文，他就用文言文翻译，今世的英文，他就用白话文翻译。

“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，跟另一个今世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？”他反问弟子。

即使在战乱中，吴宓依然保持着“大雅兴头”。他在昆明时，创建了一个“石社”，要入社的成员，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人物。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，“杜鹃啼血，忠于理想”。

不曾猜测，入社的女社员，都自比为“迎春”，男社员都自比为“薛蟠”。据张曼菱猜测，战乱年月，大弟子的个性正“走向民间，变得粗犷”。对吴先生的这种“纯美与唯美”，弟子也禁不住调侃了起来。

吴宓一怒之下，“石社”当即驱逐。

　　联大学风

西南联大校训 北大校史馆提供

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，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结业生会考第一名。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，他的专业课物理，就拿了一个不及格。

这对其时的他来说，的确是“当头一棒”。

教呆板道理的先生刘仙洲，弟子私底下称其为“刘老大”，另一位教热力学的先生孟广吉吉，则被称为“孟老二”。两位先生都以严酷而著称，孟先生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。

“寻常上课我听得很当真，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。从其时候起，我才大白，西南联大的先生，不单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，还要求我们自学，把课上没有讲到、可是又干系的道理，自己意会贯通。”潘际銮坐在沙发上，一边追念一边感慨。

他突然又袒露一个有些小自得的微笑：“从那次不及格之后，我的成果就不断排在前边啦。”

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，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。

据潘际銮表白，其时工科考试打定题许多，打定的工具是打定尺，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，“拉”出三位有用数字。考试很严，时间很短，须要很是熟练地“拉打定尺”。定位要在“拉打定尺”后，自己凭据算试，推算出成果。如果定位错了，就给零分，如果有用数最后一位错了，得一半分数。

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，一次考试中，就曾因小数点错位，得了零分。

其时在西南联大，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，但可以重建。要是一门根本课考不过，就得不断重建下去，直到及格为止。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，采纳选课制与学分制相团结的制度，弟子如果有根本课不断学欠好，可以换专业读下去。

其时学校招生，并没有全国统考。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果，或是拿着到场会考的成果，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。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，他选择了西南联大。

学校不会解雇弟子，着实读不下去的，通常会自行脱离。西南联大自创建后，共招生8000余人，只有3800名最终获得了结业证书。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、战乱离散等缘故因由脱离的弟子，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。

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讲堂前合影

西南联大的弟子，喜爱跨系、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爱好的课程。先生也同样喜爱彼此旁听，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“学术对话”。

“无论是制度，照旧校风，西南联大的辉煌，如今都无法再复制了。”潘际銮摇着头向记者感慨。

一边讲着课，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保存。

著名核物理学家、“两弹一星”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，在西南联大教实施物理学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，都曾是赵先生的弟子。大势最艰难时，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。

他买回油和碱，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。成型后的肥皂，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，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，卖给化工厂，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。每一天，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，才回到家中最先备第二天的课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赵忠尧前往美国，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。数年后他归国，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施器材。那是他用打工和节流的钱，自己购买的。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，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，最终装配完成的。

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，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。

从北平逃难出来时，闻一多没带什么饰物。在昆明住得久了，保存艰难，闻一多只好凭着刻钤记“增加一些收入”。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，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。

学校里的许多教授，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《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》。梅贻琦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路签了名。

签名的教授傍边，不乏寻常与闻一多针锋相对、意见不合的。其时的西南联大，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，对于对方的学问，通常也会有“相当的恭敬”。

“这就是君子之风，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也不操持让你饿死，活不下去。”张曼菱总结。

　　山城追念

西南联大老照片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念书的场景。

宿舍里没法上自习，图书馆也很小，只有不到300个位子，而在校的弟子却有两三千人。弟子走出了校门，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，一眼望过去，都是当地苍生开设的茶棚。

潘际銮拿起笔，随手在一张报纸上画了起来，画的是记忆中那些茶棚的样子。

天天朝晨，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，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，能“摆得下三四张桌子”。一壶茶只要5分钱，能喝一成天，几条街上的茶棚里，坐满了自习的弟子。

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，专门追念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，他在茶馆里，写出了文弟子活中最初的几篇小说。

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。对昆明的茶馆，他的印象同样很深。“他们（昆明的人民）底子上没什么资源，可是对大弟子是出格保护的，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很是感谢。”李政道在继承张曼菱的采访时说。

西南联大的学人，此外尚有一个配合的记忆，便是“跑警报”。

当战火向着西南方陲蔓延，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，日本飞机飞得很低，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，并不扔炸弹，偏要居心朝着人群，用机枪扫射。

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，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，提前1小时上课，每节课改成40分钟，篡夺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。等飞机“往越南何处”飞走了，师生再赶回来，担当下午的课。

关于“跑警报”最滑稽的典故，或许是文史各人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，刘文典问对方，“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《庄子》，你跑是为了什么？”

不断浪漫的吴宓，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，也不乏浪随笔触。他在日志中写道：“是为少男少女提供恋爱绝佳之机缘。”

据杨振宁向张曼菱追念，有一阵子，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。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，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，不断等到警报扫除了才回去。弟子在山上等得无聊，偶然还要打打桥牌，以至于“桥牌都挺熟的”。

　　相逢历史

结业近70年，潘际銮可以在弟子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，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——33687。

当初在西南联大，许多弟子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。那阵子，学校张贴成果单时，并不印出名姓，只印着学号和分数。33687这个学号老是在前几名里，逐渐地，有些人记着了，这个就是潘际銮。

这个学号，也印在潘际銮的弟子注册卡片上，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。昔时16岁的他面颊饱满，中山装的扣子不断扣到了下巴。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，似是追念母校，也似是追念自己的青春。

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“情结”，则起源于父辈的陈诉。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，但她的父亲，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，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。

张曼菱用了快要20年的时间，用书和影像，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、碎片般的记忆。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，称作“接济式”的。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，将它们留存下来。

“西南联大的学子，有许多人没有那么出名，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许多贡献。”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，称为“相逢历史”。

西南联大校友会印发的会刊

每隔一段时间，西南联大败京校友会，将追念文章等打印成会刊，装订成册，发给老校友。会刊用蜡纸做封皮，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，以及会刊的期数。

许多老校友持续去世了，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保藏的会刊当回事，有的扔了，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。张曼菱感到心疼，这些文献都是名贵的历史资料。有老校友写了《八百学子从军记》，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。

有人追念自己奈何逃课、凑学分，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接待的教授的课。以致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砚，追念这位后来的文学家，奈何留着长长的头发，穿一件“破的蓝布长衫”，只扣两个扣子，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，抽着烟，一脸灰心，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，像足了“旧常识分子的派头”。

这些饱盛了追念的会刊，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。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，被他摆在书架上最精明标处所。

即使在结业横跨半个世纪之后，这些旧日的西南联大学子，说起在昆明的求学保存，依然会滔滔不绝。面临张曼菱的采访镜头，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，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。

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，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。

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间，那位年纪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，打理了头发，化了大雅的妆，很是审慎其事地接待了她。这使得张曼菱知道，对方是何等重视与她的这次晤面。

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翠年华，又谈起在台湾的保存。话里话外，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。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脱离时，老人站在窗边，隔着栅栏，远远地目送她。

其时，张曼菱心中隐约就有预感，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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